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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锐：科技人才评价必须遵循真正的同行评议】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锐指出，科技人才评价要遵循真正的同行评议。科技人才评价是“行内知道，行外不知道；下面知道，上面不知道；一线知道，领导不知道”。科技人才评价一定要业内来评、同行来评和第三方来评，而不是由政府来评、组织来评和领导来评。同业评议背后的实质是科学共同体评价、专业共同体评价。在某一科学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内部，“专业化”不是一个空泛概念，而是具体的、实在的，是以一系列专业化工作、不同形式的创新成果以及其他核心技术性要素作为客观证据支撑、标示的。作为评价主体的“同行”，是指那些足够“专业化”的专家，因为只有具备一定程度的“专业眼光”和评价能力才能“慧眼识珠”。能够对本领域的人才进行评价是专家的专业化标识之一。实践中，在一个具体的、明确的领域内，人才评价标准和要素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关键看评价主体是否是“领域专家”。让“专家选择专家，人才评价人才”才是科技人才评价的核心技术路线。
但是，当前科技人才评价中充斥着大量“伪同行评议”。在实践中，“同行评议”被“行政权力”异化为熟人评议、就近评议、方便评议、小圈子评议，甚至让跨领域的专家来评议。这些“同行评议”，与其说是在选拔人才、激励人才，不如说是在戕害人才、摧残人才。当前，高校职称评审之所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不遵循真正的同行评议，人才评价本身的不公正、不公平、不专业等现象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摘编自《文汇报》
【燕道成：德性伦理构成网络时代传播伦理的关键内核】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燕道成撰文指出，不能否认，道德规范是非常普遍的，人们循规蹈矩地顺着某一种道德规范来行事。为了符合社会秩序的规制，人们必然会在德性的引导下调整、规范自己的行为。但很多时候，网络时代的虚拟性和现实的相互交错让人变得迷茫，每个人既处于虚拟世界，又活在真实环境中。这些在网络时代主体产生的意识混乱，使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混淆了自己应该具备的“德性”。
网络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无需赘述，因而置身于这个时代的传播主体自然肩负着巨大的责任，而他们的道德品格也成为了整个传播伦理中最集中的问题。可以说，任何传播都是从人出发再到达人的，一切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传播主体而不是传播媒介本身；他们所传递的不仅是信息，更是某种德性伦理的侧面反映，是在某种德性伦理下做出的行为选择。德性伦理贯穿在传播活动的每个环节、每个方面，构成网络时代传播伦理的关键内核。
摘编自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军扩：努力构建创新发展的生态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指出，促进创新发展，最重要的是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清醒认识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民间，是社会力量，不是政府。政府要作为创新的支持者、推动者，而不能越俎代庖，不能代替企业、市场作判断、作决策。那种为企业规定技术发展路线、硬性要求企业做大规模等做法，无异于拔苗助长，最终对于企业的创新发展是有害的。相反，政府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创造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上，放在培育和吸引各类创新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上。具体来讲，当前情况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在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投入，组织攻关，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核心技术。二要进一步加强对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三要在政府采购、补贴奖励、金融支持政策等方面，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创造公平、公正、规范、透明的竞争环境。四要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安全、环保等标准，打破地方保护，严格执法监督，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形成创新发展的倒逼机制。五要形成崇尚创新、容忍失败的氛围，并采取措施解除创新者失败的后顾之忧。 【祝列克：社会治理工作在理论研究、治理能力、基层基础均有不足】 祝列克撰文指出，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社会治理工作的理念、体制、能力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在理论研究方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就相比，我国的社会治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短板”，对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解决好一元管理体制与多元社会诉求之间的矛盾，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都还不够。在法治建设方面，我们党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之后，法律制度中的“革命型”印记尚未完全消除，强调管理、强制、打击多，关注协调、协商、保护人权不够，从“硬法”向“软法”的演进尚未完成，社会领域法治建设比较滞后，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还未形成。在治理能力方面，政府职能存在“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往往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执法部门条块分割、分工过细、职能分散、各自为政，管理和服务覆盖面不广；一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不善于做群众工作，对新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不够。在基层基础方面，社会组织不够成熟，数量少、规模小、服务水平低；社区建设亟待完善，政府服务、公益服务、便民服务没有配套衔接。在风险防范方面，一些党员干部风险意识淡薄，缺乏政治敏锐性，对经济、网络、文化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工作重视不够；公共安全的思想、组织、群众、技术防线还不够坚固；暴力恐怖风险上升，车站、机场、地铁等公共场所和网络安全等领域潜在危险源增多，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安全更受公众关注。
我们必须尊重社会建设规律，一方面要注重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立足中国国情，“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和完善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
摘编自《学习时报》
【赵宝廷：借助资本力量激发农村活力】 山东财经大学齐鲁财经战略研究院赵宝廷指出，在新形势下探索工商资本与农业的结合与合作意义重大，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这是保证广大农民基本权利的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才能鼓励创新并实施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方式。其次,探索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离的经营模式,通过试点并争取在五年内逐步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定清楚、落到实处,为农村土地流转并保障农民的基本土地权益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最后,鼓励农村土地通过转包、出租、转让等方式向少数农业生产大户或农业生产能手流转,通过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的流转,适度提高农业经营规模化程度,提高农村土地配置效率；鼓励探索性的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业合作社、农业股份合作公司、农村集体企业等,探索工商资本与农业土地合作的多种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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