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景均:强军是强国的标配】 邵景均撰文指出,大国兴衰史表明,强军是强国的标配。一个强大的国家必定有一支能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强大军队,没有强大的军队便不能成为强大的国家。北宋之所以挨打,最直接的原因是缺少一支能够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安全的强大军队。国防力、军事力落后,也是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挨打、受辱的一个直接原因。历史的教训需要吸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大踏步前进,但国防力、军事力同我国经济规模还不匹配,同国家安全需要还不适应。当前,我们面临的安全环境极为复杂,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不断增多。一些敌对势力对我国虎视眈眈,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提升应对突发事件、打赢保卫祖国战争的能力,一旦有战事发生,就会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损失。强军才能强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人民解放军的大事,更是全国人民的大事,必须给予大力支持。 摘编自《人民日报》 【颜晓峰:以法治敬畏支配严格执法】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颜晓峰指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内在的、共生的、互济的结合,贯通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各领域和全过程。要以法治敬畏支配严格执法。法律的效力靠实施,实施的途径靠执法,执法的质量靠敬法。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从有法可依到执法必严,既要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又要增强执法道德、厚植法治敬畏。执法道德就是忠诚法治、忠实法律,一丝不苟、一点不差,法治敬畏就是执法部门和人员始终保持对法律神圣性庄严性的崇敬和敬畏,不敢亵渎、不敢任性。严格执法责任、加强执法监督,做到执法严明,前提性的条件是以德治权、以德治吏,这样才能保证有道德的执法,使德治贯彻于法治过程中。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离不开道德精神的拓展、道德准则的坚守、道德水准的提升。行政机关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确保决策程序正当、过程公开。如果没有执法道德的约束、执法伦理的激励,很容易产生执法漏洞、法治损害。 摘编自《光明日报》 【刘奇:共享农业是农村发展的新动能】 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刘奇指出,共享农业贯穿于整个农业产业链全过程,将成为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引擎。发展共享农业是当务之急。当前,如何把分散零碎的消费需求信息集聚起来,形成规模,实现与供给方精准匹配对接,是发展共享农业的关键。首先,要在硬件建设上抓好互联网在乡村的普及覆盖,尤其要做好农民手机终端的开发使用。其次,按照共享经济的规律建立一整套制度。政府首先要转变传统的管理农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摒弃阻碍共享农业发展的过时的政策法规,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大胆引入有经验有实力的企业搭建平台,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试错。再者,强化宣传营造舆论氛围。早已形成成熟市场的大农机共享,是摩拜单车的前辈,但至今没有多少人知道。共享农业需要社会的支持,需要舆论的引领,也需要理论的指导。 【张维为:“中国之治”凸显制度优势】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维为指出,在全球化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为什么西方出现了混乱停滞,而中国实现了稳定发展?在诸多原因中,中国的制度优势尤为值得关注。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佼佼者,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成为这个进程的受益者。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而西方国家没有这种力量。中国共产党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改革创新能力最强的政党,这使中国这艘巨轮迎风破浪,一路向前。在经济制度方面。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模式。在社会治理模式方面,中国实现了空前的社会稳定。这得益于中国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最大特点是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以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杨宜勇:扩大中产阶层需要法治和市场多重保障】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指出,中产阶层扩大面临着诸多社会风险,需要法治和市场多重保障。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中产阶层发展缺乏安全感。一是国家对私人财产保护有待提高。国家对居民财产方面的改革让人民对私人财产有所担心,担心自己的财产因国家政策变动而受到影响。二是容易受我国转型期产业、职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工业化以及服务业的大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岗位,同时也淘汰了很多旧岗位,人们在这种变化中担心自己是否被时代所淘汰而失去工作。三是利于中产阶层投资理财的良好环境建设仍需加强。中产阶层虽拥有一定财富但却面临着贬值风险,想要投资理财却担心国内金融状况不佳,稍微投资不慎,就会陷入财富缩水危机,甚至重返贫困。四是飙升的房价也在阻止人们新近加入中产阶层行列,会严重降低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累积存余。五是中产阶层刚性支出较大,近年来股市低迷下行、财产性收入缩水严重,使得中产阶层的实际消费比例减小。六是中产阶层本就先天不足,却又后天失调。其自身认为社会风险太大,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缺乏安全感稳定感是其主要心态,总是会焦虑其财产安全问题,对改革会损害其利益的排斥,害怕失去现有的经济地位。另外在权力运行缺乏监督与制约的状况下,权力腐败成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它的存在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人们可能不再对权力腐败深恶痛绝,甚至也会成为攫取权力的一分子,这就容易导致负面情绪在社会上弥漫,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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