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格局加速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打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需要全面了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演变和现状，科学把握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趋势和方向，在此基础上贡献中国方案、发挥中国作用。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发展演变，逐渐形成如下特点：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主流价值观；治理规则涵盖愈加广泛；治理机制具有多层次性；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行为的强制性较弱；治理体系具有演进性。当前，在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的关键期。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引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更加公平高效和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进，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殷切期待。为此，中国坚持合作共赢，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大局；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应着力增强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能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

【张雄：经济哲学的逻辑是政治经济学双向批判问题】

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雄指出，经济哲学有着从经济规律出发的特殊思考，有着创造财富的术与道的辩证认知，有着财富相对论的哲学智慧，有着从实证方法走向人文精神的进步路标，因此，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经济哲学，也深刻地见证并显现了人类在经济生活领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经济哲学以它特有的思想追问形式，赋予经济世界一种特殊逻辑与思辨：它可以使货币化空间不再是仅靠价格制动的物欲流转的平面世界，而是一个全方位、多向度、充满着变异性的精神与物质相互贯通的立体世界；不再是一个单靠达尔文进化论的规则所能加以定义的丛林世界，而是一个被不断接受历史化诠释、公理的批判、理性质疑的生存世界。对经济哲学研究走向的思考，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今天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来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这一重要事件，就变得极具价值与意义。应该认识到，《资本论》所关涉的问题，不是历史的思辨问题，而是形而上学主体性哲学与形而下主体性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双向批判问题。世界期待着新的价值观的整合，期待着具有正能量的世界进步意义的精神引导，期待着具有整体主义的精神对碎片化地球的整合。

摘编自《光明日报》

【金玲：欧洲一体化困境在于缺乏共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金玲指出，债务危机发生前的欧洲自信、乐观，认为其经济、政治和一体化模式是实现和平和繁荣的保障。但是，欧洲近年来的危机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其叠加效应诱发的全面政治和社会危机，是欧盟体制性缺陷的综合表现，是一体化深层困境的反映。欧盟的权力来源是成员国以条约为基础的主权让渡，其行动能力也受制于此。欧盟治理成效取决于成员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而目前进程缓慢、效率低下，面临权能分裂导致的严重治理能力赤字。反过来，治理能力赤字加剧欧盟合法性危机。欧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追求的是在“多样性中实现统一”，成员国的妥协、团结和共识文化是一体化不断推进的根本原则。但是，历经多重危机侵蚀，成员国利益与价值分歧不断加剧，欧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团结与共识危机。对此，欧盟层面不仅缺乏相应社会保障机制，其相关政策还束缚了成员国进行自我保护的能力，引发民众对国家保护主义意识的回归，怀疑一体化和全球化倡导的开放和自由的经济模式。

【赵园：家族仍然是观察中国社会的窗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认为，家族与当代中国有着紧密的关系。宗族组织在传统社会确有过正面的功能。即如以族田、义庄赈济贫弱，以义学使族内贫寒子弟受到教育，另如平世守望相助，动荡时世则捍卫乡邦。应该认识到，由阶级斗争式地打击“宗族势力”，到为了修复乡村伦理而不加分析地征用传统资源，这种两极间的摆荡，并不利于新农村的建设。中国的“宗族”“家族”，一向被认为传统文化的渊薮，尤其汉族聚居区，又尤其农村。“家族”的确也是窥看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演变的极佳窗口。人伦即检验此种能力的对象。设身处地，由己及人，即不难有“同理心”。“体贴”，才能由文字（或许只是极有限的文字）间读出人情，读出人的世界。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已有100年。无论对于新文化运动，还是对于这一运动所冲击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建设新文化、推进文明进步的条件。在现代中国，公序良俗的建立，仍然有赖于现代的民主与法制。

摘编自《人民政协报》

【史金波：历史上的中国一向是多民族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指出，在中国，民族关系始终处于重要地位。中华民族发展趋势是：各民族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交往越来越密切，交融越来越明显。从统一和分裂看中国民族关系，在统一时期，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都是中国的统一；在分裂时期，是同一个国家内的纷争。从历史上民族政策看民族关系，多种管理制度与多种类型的社会经济文化体制并存，保证了民族共聚于一个国家之内。历史上的民族政策适应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和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的需要，使中央政府与各民族的关系越益紧密，管理逐步趋向同一，共同性不断增加。历史上各民族交融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显著。历史经验证明，各民族只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依存才能促进各民族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