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权力下放过程中要注意规避风险】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丁元竹表示，社会资本参与特许经营或者PPP项目可能面临风险，应注意规避。一是有的地方政府和官员缺乏契约精神，造成诚信缺失。政府和私人部门、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依赖于参与者的参与和积极合作，要破除一个错误的认识：这种合作仅仅是一个零和游戏，一方的参与意味着另一方的削弱。二是社会资本进入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可能带来社会不平等。为了提高效率，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是无可厚非的。三是政府承诺过多，背负的责任太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过程中面临突出问题，主要是人口问题与规模问题。四是法律和政策风险。要进一步制定政策，明确特许经营或者PPP模式的资质，细化其选聘标准，加强全程监管，加大违法的惩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完善考核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

　　摘编自《辽宁日报》

　　【王立新：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手段是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立新指出， 自从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准确判断当代世界发展潮流的基础上，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从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出发，深刻把握世情、党情和国情的变化，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了系统精辟的论述。我们需正确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一、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要注重统筹谋划。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手段是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全面深化改革将触及深层次问题，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面临的风险也很大。三、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部署要正确、准确、有序、协调。协调推进改革，避免畸轻畸重、顾此失彼，避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注重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四、全面深化改革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针对社会结构分化，利益趋于多元化，改革力量削弱和动力不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革的力量源泉。五、全面深化改革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各级党委要把全面深化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强化领导责任”。

　　摘编自《新华日报》

　　【孙建华：三方面探索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持续健康发展】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孙建华认为，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必须进一步强化监管，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实践：

　　一、完善监管规制，构建高效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构建高效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科学选择适应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实际的监管模式，考虑成立专门监管机构，全面统筹监管工作。二、强化行业自律，规范互联网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可以借鉴国际上管理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先行、监管随后跟进”的经验，研究成立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特别是制定互联网金融公平交易规则，推动形成统一的行业服务标准，引导互联网金融机构树立合法合规经营意识，规范经营行为，加强风险管控能力建设，推动互联网金融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三、加强风险教育，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强化消费者保护是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点。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风险教育，提高其网络信息安全意识、风险防范意识，了解和掌握风险防范工具和技术手段。还应尽快建立科学、便捷的赔偿机制与诉讼机制，成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负责受理投诉、解决纠纷，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张立勇：强化审判权对公诉权和侦查权的制约】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二级大法官张立勇认为，加强审判权对侦查权、起诉权的制约,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为此,应当在坚持诉讼阶段论的基础上调整司法职能配置,强化审判权的逆向制约,特别是对侦查权的制约,确保各项侦查行为合法规范。建立以下三项制度：一是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在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无论是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的,都应当通知派驻律师到场,由律师对讯问的合法性进行见证。二是公诉引导侦查制度。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公安机关自侦查活动开始,即应通知检察机关派员参加。三是法院建议补充调查制度。法院通过庭审发现案件事实、证据存疑的,可以建议检察机关补充调查一次,检察机关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补充调查完毕,并将补查到的证据以及书面补查报告提交法院。

　　摘编自《法制日报》

　　【赵振华、楼俊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带动国家整体改革】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振华、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2014级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楼俊超撰文指出，为了贯彻落实《决定》，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部署，国家整体改革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法治、国防等方面全方位开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带动分配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党领导国有企业的方式，进而带动国家整体改革。

　　首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要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要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与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并探索实行员工持股计划等等。这对带动分配制度改革作出了一定探索。其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相结合，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这对带动产权制度改革作出了一定探索。再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切实落实国有企业反腐倡廉“两个责任”。探索党领导国有企业的方式对进一步带动全面深化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摘编自《解放日报》

　　【陈健：对于TPP中国须保持战略自信，不要过度解读】

　　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指出，TPP的目标是贸易投资便利化，这与中国政府的经济取向是一致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中，所要推进的就是贸易投资的便利化，而且要开放与改革相结合地推进。由此可知，中国对于任何国家或者国家间旨在推行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做法都是持赞成态度的。因此，对于TPP而言，我们应当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如果这样的协议能够成功，则说明其符合实际，如果不成功，也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其他路径。中国虽然不在其中，但也需保持战略自信，不要过度解读。

　　中国应该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的总体精神要求，认真研究TPP路径的好处和问题，我们有足够的条件和时间去观察和研究它，观察其在落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评估影响，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可行性究竟如何。二是一旦涉及体制机制。换句话说，就是坚持按照中央方针来做，别人的好东西我们需要借鉴，把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