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副院长谢京辉指出，《中国制造2025》提出：“建设制造强国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实现这三个转变，必须加快制定“中国制造”标准。制定“中国制造”标准，有助于塑造“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倒逼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高附加值，淘汰落后产能。在制定“中国制造”标准时，应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实现“制造在中国”的新标准模式;第二，制定“中国制造”标准必须实现先进化、系统化、国际化；第三，制定“中国制造”标准需要法制的有力保障；　第四，制定“中国制造”标准，必须立足保护资源，有利于科技创新；第五，借助“互联网 ”的优势，积极推进“中国制造”标准的实施。

　　抓住关键才能抓住机遇，制造业的关键就是标准，标准提高了制造业的水平也会提升，三个转变才能实现。“中国制造”标准应该成为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升级的有力推手和帮手，展示在世界面前的将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制造业，而不是一个庞大的世界工厂。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制造”标准堪当此任，而加快制定“中国制造”标准已是当务之急。

　　摘编自《解放日报》

　　【张颐武：中国的现代化在国际上是没有负债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撰文指出，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是很艰难的，必然经历复杂的过程。抗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直到抗战时期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到了历史的临界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由盛转衰，衰到极点，然后就由衰转盛了，从此中华民族走的就是上升的道路。

　　中华民族走的路是光荣的现代化之路。我们从来没侵略过其他民族和国家，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华民族奋斗的历史是光荣的。抗日战争就更凸显了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我们的国家主权从来没中断过，我们从没有去侵略过其他国家、殖民过其他民族。现代的民族国家分几种：一种是被其他国家侵略而亡国；一种是没转型就被其他国家殖民，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才独立；还有一种就是转型成功了就去侵略别人。日本转型成功，就去把朝鲜半岛占了，把中国的台湾也占了，在二战的时候，想要称霸整个世界。它转型成功，跟西方一样走的是扩张道路。中华民族现代化转型有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虽然面临危难，但从来没有亡国，国家主权从未彻底丧失。现在中国转型走向了复兴之路，发展的路都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去侵略人、压迫人。我们的转型、我们的现代化在国际上是没有负债的。中国的现代化在道义和伦理方面是有优势的。

　　摘编自《前线》

　　【钱志新：发展智慧新经济是21世纪的最大新机遇】
　　南京大学教授、博导钱志新指出，信息新文明已经到来，这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其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这场变革最根本的在于价值观的创新，必须确立信息文明的全新理念，实现信息文明与工业文明的融合。文明进化是历史性大潮流，任何传统优势都是脆弱的。

　　信息新文明催生智慧新经济的大发展，面向未来发展智慧新经济有开发网民红利和提升iGDP两项重大任务，当今互联网走向全面智慧化，这将是一场生产力的大革命，具有超级强大的爆发力。发展智慧新经济是21世纪的最大新机遇，必将开拓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全新境界。

　　【周天勇：中央权威与地方活力不协调致使中央政策被弱化】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天勇指出，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中央集权与分权仅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两极。在绝大部分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是集权与分权的平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主要由国家政治体制决定。中国是单一制国家，这是讨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大前提。任何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均是由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为此，需要在单一制国家大前提下，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务，明确各自职责，并根据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途径确保各级拥有履行事务的财权。

　　为什么中央的政策到地方会被弱化和变形，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权威与地方活力协调并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出现了中央该集权的没有集权，不该集权的却搞垂直管理，把地方微观事务宏观处理。而凡事“三家抬”表面上是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但实际上是混淆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导致中央与地方事务分工更加混沌。

　　摘编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李义平：人民群众的福祉不仅包括经济福利方面，而且包括社会福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指出，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发展观，必须落实在科学的衡量指标上。我们曾经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在改革开放之初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然而在单纯的对GDP的追求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以GDP为考核标准的、单兵独进的增长主义。一些地方政府不择手段地对GDP的痴情追求，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衡，例如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的失衡，表现为经济发展与人民享有的公平的公共服务的不协调，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失衡，内需与外需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且长时期得不到有效调整。

　　实际上人民群众的福祉不仅包括经济福利方面，而且包括社会福利，即人们对社会的公正感及对社会的认同，还包括自然界给予的福利，即美好的环境及人们对大自然的享受。GDP的增长，从理论上似乎是直接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福利的，实际上满足的程度还要看GDP中劳动者的收入占比。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邓纯东：当今中国正处于由大到强的关键历史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邓纯东指出，当今中国，已到了由大到强的关键节点。一，民族复兴前景空前光明。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与此同时，我国文化软实力有了质的突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文化、中国道路和中国精神在全球的广泛传播，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可见，当今中国由大到强的总体趋势已经明朗，民族复兴前景空前光明。

　　二，建构强国理论任重道远。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前所未有。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我国的国际交流、合作、交融、交锋不断扩大，西方敌对势力借机深挖“分化陷阱”，向我国渗透所谓“普世价值”，不遗余力地虚无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不断制造网络意识形态事件，妄图和平演变中国。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矛盾呈多发态势，经济增长速度、结构、动力需要进一步优化，人民生活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如果不能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我们党面临“四种考验”“四大风险”，对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所有这一切均表明，我们的强国之路绝非坦途，建构强国理论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