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胡本钢指出，中国要发展就需要从国际引进人才，解决他们的中国“绿卡”问题，给他提供机会和空间。在具体操作中，需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把风险控制放在第一线，由企业负责外籍人才的身体健康和各方面的风险控制。第二线才是政府部门管理。针对外籍工作人员比较多的企业，不必非要到指定地点办理，不需要本人亲自领取证，而通过快递代领取。集团公司的子公司可以跟着集团申请，不要每个子公司分头去申请，避免花太多的时间和程序重复办理一些证件。同时，有关部门应加快批准速度，减少花在程序上的时间。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周跃辉：谋改革、抓创新，促进经济稳中向好】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周跃辉认为，面对2017年的经济形势，中央从以下几方面指明了方向。首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要着力在巩固“稳”的基础上下功夫，多在积蓄“进”的力量上出实招，确保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其次，要抓住“创新发展”这个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再次，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持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农业体制机制。最后，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不变的同时加强多种政策措施的搭配。在财政政策方面，适当扩大赤字规模，进一步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货币政策方面，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及时调节市场流动性。

　　摘编自光明网

　　【郭鹏：正视新型城镇化和移动互联网给基层协商带来的挑战】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郭鹏表示，新型城镇化和移动互联网给基层协商带来挑战。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农村空心化导致基层协商主体结构失衡，留守农村的老弱妇幼无法保障基层协商有效运转，从农村走出去的优秀农民工、大学生，以及随子女入城的老干部、老教师、老党员等精英群体的缺席，更是直接降低了协商的有效性。移动互联网方面，网络带来信息的便捷，能够在发布协商通知、分享相关信息、征求群众意见等诸多环节产生积极作用，有助于降低基层协商的时间和交通成本。但也要警惕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谣言、网络舆情危机，一些非理性言论会影响个人合理研判和整体舆论氛围，更是对基层协商所需公共理性的一种削弱和破坏。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新型城镇化与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积极变化，降低协商成本，创新协商方式，营造良好氛围。并应努力消除不利因素，规范协商规则和协商程序，引导帮助基层群众积极参与。

　　【贾博：明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各方责任】

　　河南省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贾博认为，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推广和规范化发展进程中，政府要履行好公共服务提供者、协调者和监管者的责任。公民应当全面认知和履行自身义务，社会力量应当秉持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坚持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生产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三方主体要约束和规范自身行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承担应尽的责任，共同开发和利用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信任资源，并致力于完善社会力量问责制度、公民的监督评价制度等，构建和发展合作关系，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管理目标和社会效益。

　　摘编自《河南日报》

　　【张晶：古代文论并未在当代美学中“退场”】

　　张晶表示，现在一些关于中国古代文论只有经验性和直观性而缺少抽象思辨的看法是错误的。古代文论虽然依靠经验性和直观性，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中国古代文论并不缺少哲学背景和抽象高度。有些重要范畴或命题，是在典型的中国哲学中生长出来，又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情境密切关联。如刘勰的“意象”“以少总多”，王国维的“境界”等，都有充分的文艺美学品格，又有足够的抽象程度。正是这种特性使得古代文论中的很多元素本身并未在当代美学中“退场”，而是通过理论、话语建构等形式活跃在美学和文论的场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