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要求与核心要义，也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历程的重要主题和中心课题。 “全面从严治党”和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学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继承从严治党思想的同时又使之变得更加充实丰富，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创立者。他们虽然讲得不多，但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建党原则，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策略和历史使命等重大问题，都有所阐释和说明。尤其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党纲的《共产党宣言》，把无产阶级政党定名为共产党，并对它的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作了经典式的说明。而要建立和建设这样先进的、纯洁的、革命的共产党，一切都要从严是题中应有之义。《宣言》最能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精神的主要论断是：其一，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更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其二，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追求的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其三，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近期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他们的近期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建立没有阶级对立的、由“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其四，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上四条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解读，第一条讲的是共产党人的高度行为自觉和理论自觉，第二条讲的是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和根本宗旨，第三条讲的是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历史使命，第四条讲的是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奋斗中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上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建党学说。他极为重视党的科学思想理论旗帜，早在1899年就说过“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1902年又说过这样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他还说过，没有正确的理论，党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他强调党的组织纪律，认定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俄共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他反复申明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和领导责任，所以特别关注党执政以后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防止腐化变质。他曾经指出：执政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党不能敞开大门让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混进党里来，而只能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清洗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人；党的力量在于劳动群众的拥护，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己不败坏自己那就谁也败坏不了它，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党的任务与其说是扩大党的规模，不如说是提高党员的质量，我们要维护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列宁还尤其憎恶共产党员贪婪金钱，搞经济犯罪。1918年，他针对莫斯科革命法庭对四名被控受贿和敲诈勒索的国家工作人员仅判半年监禁的错误，专门给党中央写信，指出“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并且应该开除出党”；1922年列宁又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法庭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的原则。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列宁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特别是严惩腐败的决心。俄共正是据此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实行清党，纯洁党的队伍。

　　毛泽东又在列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他从中国特殊的国情社情党情出发，早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1929年，就提出要在党内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初步确立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进而明确提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命题，指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确定了党的建设总目标，把它称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在延安时期的1942年，他针对有许多党员弄不清楚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做出了“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的重大论断，号召开展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解决相当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进一步确立了思想建党原则。在1945年的七大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历史任务作了全面阐述，并系统概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指出这是共产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区别。他在1949年3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胜利后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即“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建国后他又根据执政党的新特点新任务，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的国内国际新形势，严肃告诫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和产生既得利益集团，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