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等以来，非传统安全已成为当今中国和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公共治理问题。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生态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网络空间治理等等问题，是当今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主要内容。非传统安全对社会中每个个体的福祉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其治理已不是传统国家的角色所完全承担，社会力量的参与和影响是一项重要的路径。中国的非传统安全治理理念和实践获得了较好的成绩，也具有系列的特性，综合盘点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治理的价值和规范供给情况，有助于未来更好地实现善治，让中国的规范理念得到更多的国内和国际社会承认。

    尹继武：非传统安全治理与中国的规范供给

　　其一，从规范倡议来看，中国在非传统安全治理领域重在原则性规范理念的倡导，而对于如何进一步落实的实践性规范准则的提炼仍需加强。比如，在2002年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理念，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意在树立与传统安全观和西方安全观不同的安全理念；对于网络治理，中国提出网络主权理念，倡导网络治理的多元化，反对网络霸权和干预，秩序重于自由等；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同样反对相关国家借助反恐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双重标准。

　　由此观之，在基本的规范理念倡导上，中国仍是着重从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政治关系的基础出发，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更多表达一种对于理想状态的非传统安全秩序的愿景。这其实是中国所一直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非传统安全治理领域的体现，同时也凸显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政治化特性。中国有着丰富和一贯的非传统安全治理的政治原则的阐述，但对于现实治理中的实践准则、经验总结等，却没有系统的理论化和制度化。造成这种特性的缘由，一是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实践尚不是特别成熟和规范，二是受到特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即对于关系平等原则的强调，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念的根本基础，也体现了中国作为后来者和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和抗争意识。这种特性产生的影响是，虽然中国自身有着丰富的基本原则的阐述，但这些政治原则的扩散和传播受到限制，因为规范价值理念被别人接受和认可，需要更多的实践操作性的行为准则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支撑。尽管扩散逻辑存在困难，上述原则性理念的系统表达，仍具有正面意义，即为中国获得了一定的道德正义形象和自我满足感。

　　其二，人性规范要素或需要更为重视。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安全重点在于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人的安全是完全置于国家安全的整体之下的。非传统安全的价值理念则更加多元，人的安全是最为根本的终极关怀，同理政治和国家安全仍是重要的价值诉求。中国在非传统安全治理理念和实践中，以人为本，人的安全第一的理念在规范表达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实践中也是一条基本的准则。但由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比如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等，其影响的对象不仅仅是个体的福祉，更多对中国的国家稳定、政治合法性以及政治安全等产生直接的影响。在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均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国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实践更多还是由国家承担。其原因在于，中国对于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性所一贯具有严重威胁及其后果认知，同时也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治理模式特点相关，即由于社会力量相对不发达，而且社会力量更容易受到外部敌对势力的操纵，所以社会力量仍不是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中的主流角色。

　　在非传统安全治理目标上的不平衡和冲突，即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难以兼得的情况下，中国对于非传统安全治理的规范塑造更多是基于国家的政治和安全需要的行为准则规范。换言之，个人的安全难以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追求，由此不可避免带来相关基于人性规范要素的缺失、不平衡和不足。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治理规范仍不是基于个体主义的价值理念，其影响是：如果一种规范缺乏足够的人性基础要素，那么它的吸引力，获得外部世界认可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由此导致了中国自身虽有丰富的政治基础规范表达，但其扩散和传播存在困难，也与国际社会相关的治理模式和价值理念并不兼容。当然，这个过程，也受到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性的偏见的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际和国内规范理念和实践的差异性扩大，会进一步激发中国倡导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规范理念，相关的国际合作也是更多基于选择性，即因为西方国家的不理解、支持和认可，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局限。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自身的规范和实践也存在系列优点，比如对于治理效率的追求，能够更为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但其相关的程序性操作和目标价值兼容上客观存在一些特性。

　　总体来说，要实现中国自身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倡导的规范理念更多被外部世界所接受，首先就必须从政治关系原则理念的塑造向更多细致的实践性规范理念的塑造转变；而在第二个过程中，需要注意规避文化和政治的约束，将基于人性和个体福祉的价值理念作为最为核心的价值目标诉求。这种实践逻辑进而会增强中国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的国家和政治安全，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