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在第一期凤凰国际讲堂中，就中国“大国崛起”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与敏感事项做出点评。他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创新区域合作的新倡议，是激活南南合作动力的新探索，实施“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全面复兴。谈到中俄关系时，他对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以及原苏联和今日俄罗斯的外交历史进行了剖析，认为双方应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继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Q:中国尚未统一，崛起与复兴从何谈起？

　　于洪君：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国土还没有完全统一。不仅如此，在某些地方，民族分裂势力竟然还在不断地滋生蔓延，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可见，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反分裂斗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还得长期坚持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丧失争取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意识，不能因此而放弃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理念。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说中国是在崛起，或者说中华民族是在复兴。但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全面复兴是进行时，和平崛起也还在路上。我们讲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第一个“百年”已经快到了，也就再过5年！中国能有多大的变化？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方面，甚至可能朝着不尽如人意的方向发展，比如经济、人口、环境等方面。而如今的外部环境，比如周边秩序、大国关系等，也比前30年更加复杂。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和外交理念，要想真正在世界舞台上得到统一的认可，中国人民要在历史新时期为人类文明做出更为重大和久远的贡献，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耐心，要有灵活多样的外交手段和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战略上浮躁与策略上急功近利，都是不可取的。

　　Q：和平外交手段太软，是否也该适时“炫耀肌肉”？

　　于洪君：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反映出我们社会上的两种情绪，反映出人们对我国外交的两种看法和主张。只要有国家存在，就有外交问题；只要有外交问题，就有如何使用外交手段的问题。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不赞成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搞人身攻击、恶意中伤，好像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就成了“卖国贼”，而主张四处出击、挥舞拳头的，就是“民族英雄”。这种思维和想法，过于简单化了。

　　国际上的事情很复杂，矛盾是多方面的，利益是不断变化的，敌我友关系也是要不断调适的。搞外交就像我们处理任何事情一样，也需要多种手段并用，也需要考虑多种因素。要善于把各种各样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尽可能使各种手段相互配合，各种措施相互补充。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确比以前要复杂多了。客观上说，是我们成长得过快，外部世界不适应。我们在国际事务当中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在理论上是有很好表述的。但如何真正发挥建设性的大国作用，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我们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没有错，但是如果把握得不适度，处理不好各种关系，就可能加剧外界对我们的疑虑和恐惧。就会像文革时期那样，一度出现“四面树敌”局面，最后形成“四面楚歌”状态。

　　我们现在综合国力增强了，在亚太地区和整个国际上的影响力空前增大了。但要注意的是，现在的时代还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们讲“和平、发展”讲了30多年，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些年，开始讲“和平、发展、共赢”。大家注意一下党的文件就可以发现，我们先是讲和平、发展，而后讲和平、发展、合作，现在讲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而习主席在国际场合讲得最多的就是合作共赢，几乎每次出访、每篇文章、每个演说，都离不开合作共赢几个字，至少是包含这样的思想。应该说，现在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更加客观、更加理性、更加全面了，对我们自己如何处理同外部的关系也更有经验、更加成熟了。世界上的问题和矛盾很多，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很多。但是，我们应对挑战的能力比过去强了，我们处理危机的手段比过去多了，应对各种挑战、抵御各种压力的本领，已经不是文革以前了，也不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会儿。现在全世界都对我们刮目相看。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是要理性、越是要理智。

　　习主席2013年3月份在莫斯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讲话，应该说发人深省。这是他作为中国元首第一次对国际社会阐述自己对当今世界重大问题的立场和看法。他首先讲，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并且特别讲到，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当中，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中，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大家知道，过去我们中国人根本不使用这些概念。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不少人还批判过“地球村”的概念，包括我本人。现在，“地球村”意识已经成为指导我们制订对外政策的认识论基础，成为我们制订对外战略和策略的思想指南，这是思想认识方面的一个重大飞跃。

　　有人说，“共同体”的提法是“理想主义”。我觉得，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肯定是一种理想，是个美好的憧憬。但不要加“主义”两个字，加上“主义”两个字就另有含义了。这是我们的理想，这理想能不能变成现实？它一方面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行动，另一方面也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要看世界上那些大国，或者说看整个国际社会，能不能为我们打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能不能与我们相向而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要人类社会长期进行共同努力才行。所以，我主张，在当前这种国际环境下，在我们将强未强，并且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情况下，还是要在国际上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化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始终抢占道德制高点。否则还没有开始“格斗”，面子先输了，道义先输了，得不偿失。原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汲取。

　　不久前我曾发过一篇文章，谈苏联由国际主义蜕变为霸权主义的原因和教训。当年苏联曾是世界革命中心，拿出许多钱去支持世界革命，培训亚非拉国家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的干部。现在看，这是意识形态输出，是价值观输出，是要在全世界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们曾喊出“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后来还建立了共产国际。1943年，苏联把第三国际解散了，但成立了苏共中央国际部，对外输出革命始终没变。二战结束后很长时期，苏联对外战略中还有那些东西，认为这样做符合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潮流，有利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时代主题在改变，处理国际问题的规则也要改变，可苏联始终不变。现在回顾苏联这段历史，我们觉得他们太僵化、太顽固了。就连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也是简单化地沿用有关战争、革命的陈旧观点。后来他调整了，提出了“新思维”，结果走向另一极端。苏联在国际上绷得过紧的那根弦，立刻就断了。这个历史教训，非常值得注意。

　　Q：周边国家担忧“一带一路”可能产生安全问题，是否必要？

　　于洪君：“一带一路”不仅仅涉及经济问题，它是创新区域合作的新倡议。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应该说我们的周边地区合作水平较差。我们所在的周边区域，也就是说亚洲地区，无论从合作意愿和合作机制建设上看，还是从合作成果上看，都远不如北美，更不如欧盟。我们提出“一带一路”，首先是要让周边各国形成合作意愿，谋求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最后实现共同安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是激活“南南合作”，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内在动力的新探索。

　　我们的周边地区，除日本而外，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俄罗斯特殊一些，说它是发达国家，似乎不完全是；说它是发展中国家，它未必能接受。但客观地说，俄罗斯目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确实不高。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周边大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欠发达国家。过去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议题下搞合作，几十年不见成效。现在我们通过“一带一路”，把周边所有国家全部调动起来，或者说组织起来，目的是要全方位地推动互利合作，更好地发挥各国互利合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在任何国家，经济问题解决的好与坏，都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稳，或者说关系到政权的存亡。经济搞不好，社会就会发生动乱；而经济社会出现问题，政治上就不可能保持安宁和稳定。所以，推进“一带一路”，有助于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因而有助于最终实现共同安全。另外一方面，“一带一路”也是我们引领国际关系变革的一个新尝试。它的顺利实施，必须推动整个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引导国际规则和秩序发生积极变革。通过资金融通，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而实现各国间贸易畅通。最基础、最核心的还在于民心相通。“民心相通”就是要在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上做到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认同，最终实现文明的包容互鉴，这是更高意义上的安全合作。（作者：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联部原副部长　于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