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认为，科学只是人类对自然的探寻活动，尽管科学的目标是观察并且研究自然，企图透彻地了解客观存在并且寻找利用它的方法，但科学做不到彻底揭开自然的奥秘，不可能穷尽自然知识。科学只能够让人尽可能接近全部的客观存在，了解尽可能多的自然现象，这是科学的极限。因此，科学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而这里的“问题”，还仅仅是指和自然现象相关的问题。但人类社会有更多的“问题”：那些和自然现象没有关联的问题，许多社会问题，还有“思想问题”等等，都是科学解决不了的。除此以外，科学一方面可以解决某些问题，另一方面却制造和引发出新的问题，因此科学不仅在解决问题，而且在制造问题。

　　学最大的问题是它自身没有方向性。科学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破坏人类的福祉，甚至造成人类的灾难，像核能的运用就是大家知道的一个例子，克隆也是这样。显然，科学的方向决定着人类的命运，错误的方向有可能造成人类的毁灭。现在困扰中国的毒牛奶、毒空气、毒土壤、毒蔬菜等等，其实都是错误的科学方向造成的恶果，已严重威胁着中国人的生存了。但科学的方向恰恰是掌握在人的手里，能够把握好科学的方向的，不是科学，而是人的道德，是科学家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说到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科学有它的局限性，不要以为科学万能，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科学是个好东西，唯科学论却是个坏东西。唯科学论又叫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要不得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尹继武认为，中国向国际社会的公共外交，必须聚焦于向他者展示自身的规范、价值和理念。规范是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当的原则规定，基于此，公共外交应该围绕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所认为的“好的世界”和“好的社会”的价值理念。而这些好的规范和价值，无论是通过何种公共外交传播形式，都是对于中国自身内在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艺术包装”。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规范和价值才是中国公共外交所应该承载和表达的呢？如何确保公共外交的效果呢？

　　其一，基于人性的规范。不同社会、不同政治体制下，人性是否可以相通，人性是否具有本质差异的看法，成为人际和社会沟通的基本哲学前提。其二，注重操作性规范的表达。如果我们把规范区分为价值观规范和操作性规范两种类型，中国向国际社会的规范倡议特性，就是重点强调价值观规范，而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则较为含糊。其三，防止公共外交实践中规范表达的冲突。尽管规范的表达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应该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规范的表达及其效果仍存在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规范的冲突问题。中国的公共外交目标，在于塑造形象，改善认知，树立情感，影响政策。要完成这一任务，通过诸多渠道和技术的公共外交实践，必须聚焦于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自身的规范理念和价值。规范供给确保公共外交的成效，人性原则是基础，操作性规范是方向，功能性规范是重点，最后还需做到规范的内外一致。

　　【毛寿龙、李梅：学术秩序和政府秩序的不匹配是学者挂职的最大阻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梅指出，学术秩序和政府秩序的不匹配，可能是学者在政府部门挂职的最大的阻力。现在很多学者虽然没有挂职的经历，但有很多给政府官员讲课和给政府部门做科研的经历，也有很多去政府部门调研、咨询的经历。这种经历给学者的感觉是，自己的级别实际上是和自己接触的政府部门的级别有关系。因此，学者去政府部门挂职是好事，但最好不要把学者当作官员来使用。学者职称可能是有级别的，但其学问是没有级别的。如果把教授确定为副司局级，挂职的通道就会变得非常小，学者就失去了很多挂职的机会，高级别政府或者低级别政府也失去了很多利用学者知识的机会；如果把教授确定为拥有特定知识的人，那么学者挂职的通道就好多了，政府也就可以系统地利用学者的知识。

　　【于德志：医保已经成为医改的关键】

　　于德志撰文指出，近年来，政府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采取了加强基层服务能力、提高医保筹资水平和报销比例、合理分流病人、规范诊疗行为、加强医疗监管等一系列的具体举措，细细分析，这些重要的医改举措几乎都和医保紧密相关联，医保处于核心位置。例如，针对大医院的战时状态，需要推进分级诊疗，医保就要区分病种，实行差异化的病种付费标准和起付线、报销比例政策，把大医院常见病的病种付费标准适度降低，使其回报明显低于疑难杂症。同时提高基层服务能力和报销比例等，引导常见病患者在基层机构诊治。这样，反过来也会节省医保基金。再如，遏制大处方、滥检查、耗材多等过度医疗服务，需要推行临床路径管理，最重要的前提是医保实行按病种付费。一些地方医改实践取得成效，其三保合一、全力配合与支持医改，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医院来讲，医保资金已经占其收入的60%~70%，患者个人自付部分也完全受医保支配，可以说医保不仅调控着医院医疗服务行为，也调控着患者的就医行为。医保的经济杠杆作用已远大于各种行政措施的作用。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医改主要是通过调整医保报销范围、支付方式等政策，来推动医疗服务、医药市场改革。极少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医院的微观管理行为和医务人员的临床技术服务行为。

　　【陈剑：创新实现从跟随者向引领者的转变须围绕“人”来做】

　　陈剑撰文指出，在创新方面真正实现从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还必须围绕“人”来做工作，培育浓厚的创新文化，形成源源不绝的创新思想。创新文化既包括与创新有关的价值观、态度、信念等观念层面的文化，也包括有助于创新的制度、规范等制度层面的文化。培育观念层面的创新文化，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处理好中华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的关系。现代社会需要的创新文化包括以创新为荣的价值观、理性的批判精神、开放协作的竞争观、不畏失败的进取意识和允许失败的宽容精神等。我们应大力弘扬有利于激发创新的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改造不合时宜的抑制创新的传统文化，加快培育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创新文化，让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脱颖而出，使创新火花汇聚成创新火炬。培育制度层面的创新文化，关键是让制度建设与创新实践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应通过制度建设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和体制机制，为创新活动提供切实保障，让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得到应有的重视、发挥应有的价值，在全社会形成创新示范效应。有了创新文化的滋养，我国才能在创新方面实现从跟随者向引领者的转变，从而加速实现我国发展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