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少年司法”作为发源于西方的司法制度，被公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标志，代表着近现代司法发展的方向。中华法律文化传统中，并不缺乏与少年司法相对应的理念与制度。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独特的精神价值和实用价值，对发展、完善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无疑具有现实意义。自今日起开设“传统法文化与少年司法”栏目，刊发三篇文章，敬请关注。

　　“少年司法”作为一项近现代的司法制度，诞生于西方。中国古代从西周时起，就有明确的关于幼小犯罪的特别司法处置，即对幼小犯罪的赦宥规定，并由此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制度与文化传统。若从宽泛的角度来定义，以少年为对象的司法都可称为少年司法，那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相应内容，似乎都可以视为中国古代的少年司法制度。

　　概言之，中国古代的幼小犯罪赦宥制度主要包括“赦”与“宥”两个内容:一是“虽有罪不加刑”的赦免制度，划定入刑的最低年龄;二是“减等、收赎”的矜宥制度，幼小者犯罪相比成人可以减等处罚，并可收赎抵刑。除此之外，还有幼小“不合拷讯”“不得为证”等审讯领域的具体要求。

　　关于幼小犯罪的明确规定最早可见于周代。据《礼记》之记载，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中国古人明确划分人生百年，以此明礼，“辨等列，顺少长”，其中“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依礼之规定，确定了刑事责任年龄:7岁以下，80岁以上。再据《周礼》，“年七十以上及未龀者，并不为奴”。另有定罪量刑时的“三赦、三宥之法”，其中“三赦”为:“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西周立国，以“明德慎罚”为法律指导思想，矜老怜幼的恤刑观指导具体司法实践，亦对后世影响深远。西周时针对幼弱的赦宥规定，写就中国早期司法文明的精彩一笔，成为之后历代各朝矜老怜幼刑事政策的基本依据。

　　纵观古代的定罪量刑，除秦律以外，对幼弱老耄基本并列考虑。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后元三年景帝诏曰:“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成帝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以“合于三赦细弱老眊之人”，“近古而便民也”，充分表露了汉代关于幼小犯罪立法的价值取向。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瞿同祖先生所言，汉代至清代2000余年的法律，并无重大变化，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分析。关于幼小犯罪的赦宥规定，汉以后各朝虽有差异，但法律的基本精神与主要特征，均没有超出早期司法之规定，未逾越《周礼》《礼记》确定的基本框架。如晋代法律规定，“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对幼小等犯罪者减等处罚;“十岁，不得告言人”，是对幼小行为能力的法律限制。隋律规定，“老小于律令得鞭杖罚者，皆半之”“耐罪囚人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即孕者、盲者、侏儒当械系者……并颂系之”，以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将送”。如此种种，均与汉律大同小异，虽有具体年岁的差异，以及矜恤手段的不同，但改变处都不过是“琐碎”，整体上依然体现着“重罪宥减，轻罪赦免，行刑宽缓”的法律精神。

　　唐律可谓中华法系之成熟代表，其中有关幼小犯罪赦宥制度趋向系统和规范。如《名例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罪;余皆勿论。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赃应备，受赃者备之。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断狱律》“议请减老小疾不合拷讯”条中规定，“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若证不足，告者不反坐。其于律得相容隐，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若笃病，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罪人罪三等”。由此可见，唐律关于幼小犯罪之规定，范畴明确，层次清晰，依据年龄大小和犯罪轻重进行制度设计，先确定15岁的整体幼小界定，再以15岁、10岁、7岁进一步划分。同时，唐律还明确，对幼小界定以犯罪时为准，“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唐律中还强调，所有15岁以下的幼小群体不受刑讯，“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以及“十岁以下不得为证”的审讯原则。同时，规定严惩教唆幼小犯罪，“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赃应备，受赃者备之”。

　　唐律的这些规定精密、规范、完整，堪称中国古代少年司法最完备的表现。再回观公元前三世纪的秦律，确定犯罪幼小以身高为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并给予相应的赦宥处置，其时规定男子身高不到六尺五寸，女子身高不到六尺二寸，皆为小，幼小犯罪处置时，往往“不论”。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法律答问》记载，秦律对于幼小的处置，比认定要更为严格，往往以身高“不盈六尺”为赦免标准。此外，在《法律答问》中，还有对教唆幼小犯罪的处罚记载，“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可(何)论?当完城旦”。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古代刑事法律规范发达，代表着刑事法律经验的先进水平，亦足以体现古人高超的立法技术和独特的司法文明。

　　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因循承袭，对幼小犯罪的赦宥制度并无重大创新和根本性改变。明、清两朝，立法加重了对幼小者犯罪的司法处置，删除了唐律中犯反、逆二罪涉及10岁以下幼小犯死罪者可上请的宽宥处置规定。如《大明律》不再有针对谋反、谋逆大罪的幼小赦宥，并且规定:“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若造畜蛊毒、採生拆割人、杀一家三人，家口会赦犹流者，不用此律。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明朝立法出现这个变化，应与明立国之初的法律指导思想有关，朱元璋确定的“重其重罪、轻其轻罪”的思想，必然贯彻落实于司法领域。

　　综上，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与少年司法对应的幼弱犯罪赦免制度，历史悠久，沿革脉络清晰，既体现了矜恤幼小的基本精神，又昭示着对幼小犯罪司法处置的“法”的理性。古代历朝的少年司法规定，不仅反映了古人的法律观，也体现着传统司法文明的厚重，虽然与近现代的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古人的法律智慧值得后世人细心体味。毕竟立足国情，尊重并正视法律文化传统，挖掘传统法律文明的独特精神价值和实用价值，不盲目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对发展、完善中国当下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大有裨益的。（作者:王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