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关系，就其本意而言，指的是江河的本源与延伸水系之间的关系；随着语言的发展，“源流”常被用于代指本源性事物到派生性事物的发展演变。就理论史的探讨而言，两种理论存在源流关系，通常表明本源性理论是普遍的、强调共性的学说，而派生性理论则是特殊的、强调个性的学说。一般来看，源流关系有四种可能性：有源有流，有源无流，无源有流，无源无流。我们以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源泉，从源流关系的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外关于中国道路和前途的四种“主义”逐一作出辨析。

　　一、歪流曲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学者断言：“中国将会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1]158那时改革开放还只是引入了一些商品经济的原则，但在一些人看来，这就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了。美国学者索林格在《中国从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主义遗产和市场改革(1980-1990)》一书中认为，国有企业出售股份、兼并甚至破产这些“从正统‘毛主义’的突然转向”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政策”，[2]126似乎只有改革前的体制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在索林格之后，英国学者卡默尔在《证券市场在中国的出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概括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在所有制、管理方式和责任方面都融合了公私二重性。”[3]1105

　　2008年，美国学者黄亚生出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国家》一书，在海外中国研究界引起很大反响，成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的代表作。作者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在两个中国——企业家的，市场驱动的农村的中国和国家引导的城市的中国——之间的政治上协调的功能”。[4]X Vi黄亚生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自由市场”导向的改革给予了农民创造奇迹的自由，并降低了不平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上海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挤压了企业家精神发挥的空间，且刺激了腐败的蔓延。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两种资本主义在历史中的交替和现实中的融合，可以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总结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英国学者布拉莫尔对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发展模式变化的描述和结论与黄亚生不同，但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是在向资本主义转型。布拉莫尔认为，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所实施的发展之路暗示着对莱茵型资本主义(指德日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引者)的可行性的认可。1996年后，将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以及加入WTO的决定，都表明了中国向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指英美市场经济模式——引者)的转型。[5]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的内容五花八门，但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即中国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总结道：“中国领导人还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理论要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种作法对于任何论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和本质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戒律都是一种嘲弄。”[6]206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成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其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源流关系自然也不再存在，就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自由主义等体系中去为中国的改革寻找渊源。布热津斯基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面临的前景是，这个国家悠久的传统和价值观念将会对它进行有机的吸收。”[6]175黄亚生则借助于西方自由主义。安德里亚斯在评论黄亚生的上述著作时说：“事实上，该书的确为自由市场教条与民粹主义主张的结合开辟了新领地。”[7]66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那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流关系被歪曲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明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有益养分，而在于改革开放，真的是所谓“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考察“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的判断标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从来不讨论这一标准，而是把自己的标准作为天然的前提隐含在判断中。黄亚生隐含的前提是只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布热津斯基隐含的前提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明确的原则来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把人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原则，但自由个性需要人们摆脱生产的外在强制性，“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8]281“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9]926没有发达的技术水平作为历史条件，这样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所必然要经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由于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社会主义的原则必须做出调整：一方面要发展物质生产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要保证这些产品相对平等地分配给社会成员消费。“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0]172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力，但在价值目的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如何保证共同富裕的实现?邓小平指出，一是靠公有制占主体的经济基础，二是靠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0]149“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10]373“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10]139

　　在方法论上，“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没有能够从基本经济制度中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成分来确定改革开放的性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家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保证了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整个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马克思把这种主导性的生产关系称为“普照之光”：“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11]24今天，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这种“普照之光”，隐没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色彩。如果硬要说不占主体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决定了中国社会当前的性质，无异于在方法论上承认矛盾的次要方面决定矛盾的性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中的有益成分为自己所用，但其源头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方文明，成为一种无源无流的“主义”。
　　二、指支为主：“国家资本主义”论

　　2008年以来，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论的代表作是2009年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的文章，以及2012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特别报道。

　　美刊文章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国家主导市场以获取政治利益的经济体制，有四个重要角色：国家石油公司、国有企业、私营国家龙头企业，以及主权财富基金；在经过了20世纪几次机遇带来的发展后，已经形成了对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的严峻挑战。美刊文章将中俄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并看衰两国的发展前景：“从长远来看，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很可能被证明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它不能给其两大主要实践者提供一种有效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情况下。”[12]17英刊文章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整合了国家力量与资本力量，其“看得见的威权之手”将威胁甚至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英刊文章也将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断言“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声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大经济体属于它的阵营”。[13]3按照英美刊物的看法，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将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失败。

　　国家资本主义，顾名思义，是受国家政权影响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有两个要点：首先是资本主义，其次是国家影响。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即使是国家影响的企业，那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是资本主义，那还要看影响它的国家是什么性质：如果国家是资本主义性质，那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如果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那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列宁特别强调后一种差别，即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应一概加以反对。他在论证新经济政策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时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14]670斯大林则强调了前一种差别，即国家资本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斯大林认为，国营企业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这种企业中不存在两个阶级，只存在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它通过自己的国家来掌握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它不受剥削”。[15]252这一分析，说明了国有企业不一定是国家资本主义，还可以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而“国家资本主义”论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先一般地将国有企业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进而再将中国的国有企业硬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国家作为所有者代表着工人阶级，劳动者本身也属于工人阶级，不存在两个社会集团的矛盾，即使面向市场生产，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健、孙代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