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十二次聚焦“三农”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有史以来最大的篇幅（在“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和“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两处共计289个字）论述了农村教育问题，体现了党中央对农村教育问题的高度重视，全面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用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执政理念。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流动，城市人口过密和乡村人口过疏问题日益突出。与之相对应，县镇、城市大班、大校与乡村小班、小校的两极化现象越发明显，农村教育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困境：村小和教学点人数越来越少、乡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配置越来越难、优秀教师越来越不愿意去农村任教、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市的受教育权益保障难题越来越多，等等。因此，在学界和政界，出现了许多“消灭农村教育，让农村孩子全部进城，享受与城市儿童一样的高质量教育”的声音。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从国家粮食安全、社会公平正义、城乡一体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度看待农村教育发展问题，极具战略意义。


　　发展农村教育有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从表面上看，城镇化是解决城市问题，但实质上是解决“三农”问题，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不可分割。从长远看，中国农业领域只需要1亿至1.5亿劳动力。但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1.5亿人绝对不可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必须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化农民。


　　没有良好的基础教育做基础，没有农民的职业化，农业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高质量的农村教育做保障，即使有职业化农民，也会因子女教育问题而迫使他们离开农村。发展好现代的农村基础教育，不仅有助于留住一批有能力的人从事农业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还有助于加强新农村建设，让农民在农村就地过上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更有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整体提升城市人口的质量和城镇化的质量。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Micha Gisser）的研究证明，在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每提高10％，将多诱导6％至7％的农民迁出农业，按照净效应，它将把农业工资提高5％。大量研究表明，投资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比投资经济发达地区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农村教育是农民、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教育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动力机制，必须着力于提升国民素质，特别是农村人口和弱势群体的综合素质。


　　发展农村教育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有助于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释放农民巨大消费潜力。然而，中国城镇化的不彻底性，导致出现大量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正在承受着社会转型发展的代价。农村学校与农村社区的隔离化、农村学校资源配置的弱质化正在加剧城乡“三元结构社会”形态的固化，这与国家的社会公平正义理念是相悖的。


　　在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城乡产业结构日益融合的大背景下，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究竟要“保留”还是“消灭”农村教育呢？我认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既要解决城市化问题，还要解决新农村建设问题。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切不可忽视“农村教育”的弱势地位与战略价值，更不能以城镇化为幌子变相剥夺农村教育。那种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消灭农村、取消农村教育的观念是错误和不切实际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支持乡村两级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全覆盖，逐步实现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全面推进基础教育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扩大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落实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以及“国家教育经费要向边疆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倾斜”等，彰显的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