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数据、研究策略与变量

　　（一）研究数据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分层流动的和谐互动研究”课题组分城乡进行随机抽样,在“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调查2012年度调查”数据中，有5745 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样本2840个，占494%，女性样本2905个，占506%。年龄在17-20岁者占34%；在21-30岁之间者占180 %；在31-40岁之间者占197 %；在41-50岁之间者占254 %；在51-60岁之间者占194 %；在61-70岁之间者占141%。学历分布为:无学历者643人，占112%；小学和初中毕业者2889人，占503 % ；高中及中专技校毕业者1245人，占217 % ；大学专科及以上者1081人，占188%。未婚的占13%，不是未婚的占87%。中共党员占108%，非党员占892%。有当地户口的2840人，占494%；非当地户口的2905人，占506%。

　　（二）研究假设

　　根据调查数据和问卷设计，结合社会现实，我们特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地域职业流动差异假设，在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地区，影响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获得的因素将有所差异。在工业化程度更高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个人社会地位获得将主要取决于后致性因素的影响；而在工业化程度更低的中国西部地区，个人社会地位获得将主要取决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

　　假设2：教育机会假设，教育对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有重要影响，上过大学的人获得的职业地位应该会比没有上过大学的职业地位更高。

　　假设3：第一份工作假设，个人的第一份工作会极大地影响个人未来大职业发展方向和成就。第一份工作的职业地位越高，其越不会换工作，第一份工作的职业地位越低，越有可能换工作。再者，第一份工作的职业地位越高，其现在的职业地位也越高。

　　假设4：社会资源假设，家族所拥有的良好社会资源越多，对其职业地位获得影响力越强，反之，家族所拥有的良好社会资源越少，对其职业地位获得影响力越弱。

　　假设5：户籍屏障假设，即户籍制度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社会流动，限制其社会地位上升的高度。城市户籍的人们流动性更大,流动更频繁，社会地位流动得更高。农村户口出身的人们流动所能达到的高度受限，可能比城市户籍的人们能达到的社会地位更低。

　　（三）变量介绍

　　1因变量共有两个，分别是：目前职业地位；相对职业地位。

　　（1）目前职业地位：职业声望得分采用了学术界最通用的参考戈登索普(JHGoldthorpe)［6］ 的职业分类框架 Goldthorpe , J H 1987 ,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而设定的职业声望得分和阶层序列 。

　　（2）相对职业地位：是用目前职业地位分数减去第一份工作的职业地位分数，若大于0，取“ ”，表示相对职业地位上升；若小于0，取“-”，表示相对职业地位下降；等于零，表示相对职业地位没变,作为参照组。

　　2自变量主要有：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自己的首份工作职业地位；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地位。

　　（1）受教育程度: 使用“受教育年数”这个测量指标将其转化为连续变量。

　　（2）父亲的职业地位：使用父亲的职业声望得分进行测量，职业声望得分采用了学术界最通用的参考戈登索普(JHGoldthorpe)的职业分类框架而设定的职业声望得分和阶层序列。

　　（3）首份工作的职业地位：职业声望得分采用了学术界最通用的参考戈登索普(JHGoldthorpe) 的职业分类框架而设定的职业声望得分和阶层序列 。

　　3 控制变量主要有: 年龄，性别, 党员,婚姻状况 ,户籍属性，工作所在省份，工作单位和家族其他亲属有无良好社会资源，都是二分的虚拟变量。

　　二、相对职业地位变化的状况

　　在对影响相对职业地位上升的分析中,我们发现, 相对职业地位变化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相对职业地位上升，即现在职业地位大于初职职业地位，实现了向上流动，在本研究4650个分析样本中，上向流动的共794，占171%；二是相对职业地位持平，即现在职业地位与初职职业地位一致，没有变化的共3295，占709%；三是相对职业地位下降，即现在职业地位小于初职职业地位，下向流动的共561，占12%。

　　（一）相对职业地位上升

　　我们通过两个LOGIT模型来研究影响相对职业地位上升的因素。第一个模型是以相对职业地位是否上升为因变量，其中，上升的赋值为1，共有794；没有上升的赋值为0，共有3856；以自己的受教育年数、初职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年数和父亲职业地位为自变量。第二个模型是以相对职业地位是否上升为因变量，之后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以自己的受教育年数、初职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年数、父亲职业地位、是否在东南沿海工作、性别、是否中共党员、年龄、是否上过大学、14岁时户口、是否本地户口、家族社会资源、婚姻状况、目前就职单位为自变量。对照研究发现，工作地域、婚姻状况、性别、是否上过大学、家族社会资源状况、就职单位类型对相对职业地位上升的影响非常显著。

　　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现在东南沿海工作的人的相对职业地位上升的机率是不在东南沿海工作的人的275%，有伴侣的非未婚人士是未婚人士的相对职业地位上升机率的229%，男性相对职业地位上升的机率是女性的137%，家族有良好社会资源的人士相对职业地位上升的机率是家族没有良好社会资源人士的133%，在国有单位工作的相对职业地位上升几率是不在国有单位工作的114%，上过大学的人士相对职业地位上升的机率是没上过大学人士的924%。表1Logit models 分析相对职业地位上升的影响因素（略）。

　　这也和一些人口学家的发现基本一致。［7］或许，我们也可以认为，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给人们的职业选择更多的自由，更有利于人们实现改变命运的梦想；婚姻会增大相对职业地位上升的机率，也许是在强调配偶的影响力，男性的职业空间仍然优于女性，社会资本对人的职业地位提升仍有重要影响，单位仍然是一个巨大壁垒，上过大学会给职业地位上升提供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