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中国价值论研究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风雨历程。这一历程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相伴随，与中国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吻合。应该说，正是现时代生活实践的一系列价值矛盾和价值冲突，引发了关于价值问题的哲学思考，催生了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价值论，并推动了哲学的实质性“变革”。

    价值论的兴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价值论本身就是哲学自我反思、自我革命的产物，是新康德主义在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基础上反传统哲学的结晶，并与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一脉相承。价值论的兴起不仅使哲学增加了一个基本理论分支，直接改变了哲学的结构和面貌，而且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部分，重新审视和彻底改变了哲学，令哲学成为一种真正的“生成性智慧”，成为更加全面、更加合理的认识工具和精神武器。

    价值表征的是“世界对于人的意义”。与以“对象的外在尺度”为根据、作为“人对世界的把握”的事实或真理相比，价值具有深刻的“异质性”。价值是以人和人的生活实践为中心的，是以“人的内在尺度”为根据的，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它体现着人自身的本性和目的，体现着人的活动的方向性和目的性，体现着人对自身活动的自主调控。立足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从价值维度审视和“改造”哲学，将导致哲学发生全方位、革命性的变化，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由此呼之欲出。

    首先，哲学不仅包括“科学的世界观”，也包括“人学价值观”，是二者有机统一的“整全哲学观”。

    传统哲学是“拟科学”的。无论是与科学混沌一体的古代哲学，还是近代的“认识论转向”，以及现代强调语言与逻辑分析的“语言学转向”，都试图以科学为范式研究哲学，探寻世界的本原或世界的普遍规律。但由于哲学的人文性、抽象性和思辨性，“拟科学的哲学”之是否可能，令人怀疑。而且，缺乏价值维度的哲学是片面且偏执的：它将历史观解释为自然观的“逻辑延伸”，“消解”了政治、伦理、法律、审美、宗教之类价值领域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消解”了人的生活世界和历史领域的丰富性和动态性。它将主体性的价值问题作为客观的事实问题来处理，宣称价值判断可以如同事实判断一样加以“证实”，获得超越具体主体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而这常常在现实中面临尴尬，难以令人信服。虽然价值领域也存在着客观性、普遍性和统一性，却不能人为地夸大这一点，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将主体性的价值视为客观的事实，盲目追求统一性的“价值真理”，是既不合理、也不宽容的做法，背离了哲学之“智慧学”的美誉。因此，在以人为本、“人是目的”的前提下，自觉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身与心的关系，必然要求将破裂的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重新整合起来，建构一种综合性、包容性的哲学观。即是说，哲学不仅仅是处理事实、追求真理的“科学的世界观”，也包括处理人的信念、信仰、理想等问题的“人学价值观”，是二者有机统一的“整全哲学观”。

    其次，在统一的“整全哲学观”视野中，哲学的各个理论分支的关系成为反思的对象，自然观与历史观，存在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相互割裂的旧格局被打破，哲学通过重新整合，面貌焕然一新。

    实际上，哲学作为一种“大智慧”，历史上不仅是求解世界之谜的“自然智慧”，而且是指导社会改造、指点人生迷津的“实践智慧”“生活智慧”。后者不仅在古代哲学中更为常见，而且在哲学体系中居于更为核心的地位。只是在近代以来，由于科学主义甚嚣尘上，后者曾经为一些哲学家所轻视，有时还忽视了其存在。这种轻视、忽视是一种不合理的偏见。回归哲学的“大智慧”，要求我们将关于事实、真理的探索，与关于价值、实践的问题一体化地加以探索。例如，从主体（人）及价值维度出发，我们并不怀疑在人之先、在人之外的自然界的存在，但只有通过人的活动，被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的属人世界，才对人具有现实意义：它既是人生存与生活的现实环境，又是人进一步认识、把握和变革世界的前提与基础。认识的目的绝不是“为认识而认识”，而服从于人的价值目的，服从于人变革世界的价值活动。于是，存在论（本体论）、认识论与实践基础上的价值论一道，作为基本的哲学分支在更高的视野中被统摄、整合起来，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体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