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中国智库发展步伐明显加快，逐渐呈现了产业化的趋势：智库数量越来越多，传统智库的内部改革不断加强，一些智库的经费支撑实现良性运作，这些积极迹象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许多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解还不够完整。相比中国遍及全球的国家影响力，中国智库发展严重滞后，远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国际影响力。数月前，笔者走访了美国20多家智库与机构，结合日常的智库运营经验，谈谈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切身感受，或许会有助于中央、地方、社会以及知识界推进智库的下一步发展。

　　中美智库差距为何大

　　中国古代早有“门客”、“军师”、“师爷”、“幕僚”、“谋士”等与智库相似的职业，但现代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198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两家目前中国最大智库的创建史，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决策机制改革的进程。但两家均属于行政编制内的机构，很难摆脱“官方”印迹，“谋”与“断”之间未能分离，即参谋体系与决策体系之间相对独立，这为民间智库的萌生与发展提供了政治与历史土壤。

　　199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下海潮”，有一批体制内的官员和学者毅然走出体制，创办了依靠市场、专注于政策分析、企业咨询的民间智库，比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等。据报道，当时中国智库一度达到2500多家。然而，由于苏东剧变对中国持续产生的意识形态压力，以及商业运作模式的不成熟，不少民间智库被注销或夭折，有的则转为商业咨询公司。整体上看，第一代中国智库以官方智库为绝对重心，民间对决策咨询的参与度相当低。

　　北京奥运后，政治大环境转暖，行政体制的改革加快，第二代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有的效仿国外智库模式，邀请了大量政府前高官为智库管理者，如成立于2009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有的靠民营慈善基金投资，如成立于2011年的新华都研究院；有的则依赖于各地政府或企业，专为地方决策服务；有的则依托著名高校、知名媒体。人大重阳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2013年初联合创办的现代化智库，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相较于第一代，第二代中国智库呈现了许多新特征：机制相对灵活，不再寻求行政编制；经费预算大多源于社会捐赠，而非行政拨款；观点与立场更加多元，有的干脆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等等。但第二代中国智库由于成立时间尚短，运作模式还未成熟，且规模相对较小，全职人员多数不超过100人，年均预算一般都只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元人民币不等，超过1亿元预算的中国智库廖廖无几。据笔者所知，美国前十大智库的年均经费支出均超过3000万美元。著名智库兰德公司2012年预算约2.6亿美元，雇员人员达到1700人，分布在47个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中美智库的差距仍然较大。无论从规模功能，还是运营机制，中国智库仍处于萌芽期，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正是推进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潜力所在。　　何为新型智库？

　　强国须强智，现代大国的崛起需要与大智库来引航。20世纪美国崛起的进程，基本与美国智库的发展同步。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智库的发展必须贴近本国国情发展，避免避免美国智库当下广为诟病的政治游说化、极端立场化等倾向，但美国智库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以转化为中国自身发展的借鉴。笔者用“咨政”、“启民”、“伐谋”、“孕才”四词来概括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具备的功能。

　　咨政。当下中国利益分化严重，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显得异常艰难，稍有不慎，就会广受争议。因此，新型智库与国家决策者之间关系，不能只是简单的咨询与顾问，而应存在复杂的互动。好的新型智库，需要充分介入到政策制定的前端程序（如调研、意见征集、方案设计等）、中期建言（通过内参、研究报告等形式设计政策框架）、后期完善（包括评估、完善及应对社会舆论）等所有过程。智库介入像是打造“决策实验室”，以专业、客观和独立的方式，帮助决策者对政策进行充分的论证与评估，进而体现政治决策机制的公开化、社会化、民主化和科学化。

　　启民。在诉求多元化的舆论环境下，新型智库在中国功能定位不能只满足于内部建言，而应起到了政府决策层与社会舆论之间矛盾化解与协商沟通渠道的作用。智库学者应善于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语言，贴近大众的沟通技巧，通过出版论著、发表评论、接受采访等各种方式，对社会公众进行政策的解读、普及，也可以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向决策者反映下一步诉求。从这个角度讲，智库学者应视为“责任学者”、“建言学者”，不应采用情绪化的批判或者毫无调查根据的妄言，而需要富有责任感与使命感，将最中肯的见解传递给大众与决策者，为培养社会理性与思想解放做出贡献。

　　伐谋。《孙子兵法谋攻篇》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流智库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务，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强大的战略传播能力，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对内影响决策与舆论，对外传播美国价值。中国智库要屹立于世界之林，也须多通过举办高端的国际论坛，发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抢夺国际话语权，提升本国思想的国际干预力，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

　　孕才。学校“育人”，智库“孕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能重复过去将退休干部或边缘化官员安置到研究部门的惯性，相反，应当担负起培训各级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的重任。广为人知的美国“旋转门”机制，不只是简单的因党派执政更迭而产生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职位互换，更重要的是，智库工作往往会促进人才的全面社会交往与思考能力的提升，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储备以及政府职位的选择空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由此，可以适当鼓励和安排干部到智库工作，或从智库挑选精英。毕竟，智库是非常好的才干再锻炼、知识再充电、社会再接触的“人才储备库”，理应为现代治理体系的良性运作培养足够多的后备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