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价值功能与工具功能被充分挖掘，民主既被人们当成寻求权力与自主的永恒政治价值追求，也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良善治理的政治制度安排。特别是基于民主的工具论视角，研究者强调民主建设与民生建设有机结合，以民意为归依，以共享共治为目的，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追求民主化的民生绩效。

　　一、政治改革与民主发展

　　中国政治学界对于政治的关注，始终具有强烈的入世情节和策论意图。2012年，党的十八大不仅成为中国政治权力结构转换的过程，也是政策变化与调适的节点，同时也为政治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讨论空间。会议召开前，关于政治改革路径的热烈争论与改革蓝图的大胆构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影响政界的意愿和期许。除了宪政、法治、平等、正义等价值理念之外，学界对于政治改革的构想仍然集中于民主的主题，以民主为后缀的概念也成为学界频繁使用的话语。他们围绕发展民主的现实路径提出各种蓝图和设计，如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基层民主带动高层民主、协商民主补足选举民主、发展民生促进民主、参与民主，选拔民主、复合民主、组合民主等等。在这些讨论中，民主的价值功能与工具功能被充分挖掘，民主既被人们当成寻求权力与自主的永恒政治价值追求，也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良善治理的政治制度安排。特别是基于民主的工具论视角，研究者强调民主建设与民生建设有机结合，以民意为归依，以共享共治为目的，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追求民主化的民生绩效。

　　此外，人民论坛集合学者和微博的力量，探讨社会多元化与矛盾集聚化背景下的“新政治观”，包括“新政治观”的内涵、特点与建构、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政党变革等等，强调打破陈腐的思维定势和“革命思维”，建立起与大国身份相匹配的新政治观。中国社会科学报所策划的“十年中国，以民主政治建设推进科学发展”，则更为侧重于从党的十六大以来政治发展历程的回溯中探寻未来政治发展的道路，涉及民主政治、行政决策、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政党制度、政治建设与政治模式等主题，指出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体现为用民主建设消除体制弊病、建构新体制以及深化改革与发展。

　　相对于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相比，政治改革更具有风险性，并由此引发一些学者的审慎思考。他们认为当前改革理论储备不足、改革共识缺失、改革时机未到，以及改革基础不牢，因此政治改革应当缓步进行；或者先进行社会领域的改革，待时机条件成熟后再进行政治改革。但也有研究者，乐观地认同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适应性和优越性，强调 “三统一”、“四制度”、“五不搞”，坚持在原有制度框架基础上的发展与优化，稳步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积极推进政治协商，大力加强民主监督。

　　二、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

　　中国朝向现代化的转型伴随着快速的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巨大冲击，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构不断加剧，社会转型呈现结构性紧张，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升。日趋高涨的网络参与，持续不断的基层人大代表自主参选，以及高居不下的信访维稳成本等，都显示出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诉求激增的趋势，并对政治结构应对参与诉求的吸纳能力、消解能力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关于转型危机的研究，重大的社会冲突事件和公共事件，也成为政治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关于治理的研究，在学术中心立场上具有明显的区分。一是社会中心主义，站在社会的立场探究社会冲突发生的原因、变化及逻辑。对于业主维权、劳资冲突、征地拆迁、环境事件、网络参与等问题的关注，仍然是一个热点。研究者广泛使用集体行动、精英博弈、国家与社会、抗争政治等理论工具，关注国家治理中的社会一方，阐释转型危机的生成机理、演化逻辑与内在成因，强调通过不断拓宽民主参与渠道，丰富公民参与形式，增强体制的吸纳力和承载力，满足人们不断增强的政治参与诉求，以及增强对转型期社会矛盾的体制化消解能力。

　　二是国家中心主义，站在国家的立场找寻转型社会危机的化解之道与治理良方。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公共治理、权威治理、有效治理等概念，是这一理论主张者频繁使用的字眼。研究者尝试建构带有普适性的国家治理的分析范式，包括塑造共同价值体系、强化国家权威、提升政府执行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增加国家与社会互动等指标内涵。还有研究关注到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内在困境，集中体现为运动式治理和组织化调控的张力，呈现出政治风险大，维稳成本高，异化和内卷化等趋势。

　　有意思的是，在上述分析的话语体系中，治理概念已经与最初引入的西方治理理念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西方学术话语中的治理是一个后现代的概念，强调在社会主体成长和自主性上升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建立起社会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而在中国的语境中，治理被人为地拆解成“治国”与“理政”，是以党和政府为中心管理社会事务、调处社会冲突的方法。按此释义，以平复社会抗争、屏蔽社会诉求的信访维稳体制都可以纳入到治理的范畴。据此，批评者认为国家治理的范式忽略了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民主诉求，忽略了对现实政治的评判与改造。而事实上，民主除了价值功能之外还具有治理功能，属于“安邦定国”之策。民主的制度优化有助于为国家治理提供长效机制，增强政治合法性和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反过来，国家治理会为民主政治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恰恰是民主改革所必需的社会条件。

　　三、应着重民主机制和程序的设计、优化与规范

　　学术政治的理性化与现实政治的务实性，形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虚实逻辑。

　　一方面长期以来针对基本定型的宏观制度问题的研究大量重复出现，另一方面亟待解决的民主机制发展不完善问题却无人问津，不仅浪费了大量学术资源，而且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拓展。显然，在当前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社会矛盾凸显、社会价值分歧巨大的状况下，进行民主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大幅调整并不适宜。反过来，通过完善程序民主建设，不断优化民主的制度运行，实现民主的累积性进步和机制性创新，同样也能够达到民主改革的目标。因此，当前关于中国民主政治的价值之争，应当转换到对民主制度的过程研究；将对宏观民主路线图的设计，转换为对具体民主机制和民主程序的设计、优化与规范。